五块的,一张;两块的,两张;哦,还有眼镜一副……
1931年7月25日,这是国民党当局从他身上搜到的全部物品。九块钱,是一家十口仅有的生活费,是这位被国民党列为“秘字第一号令”通缉的“共产党首要”之一的全部财产。
他是杨匏安,华南地区传播马克思主义第一人,做过第一届中央监察委员会副主席,也当过国民党中央组织部代部长。
杨匏安同志肖像
“我们最服膺马克思主义”
杨匏安,1896年11月出生于广东省香山县(今珠海市)南屏乡北山村一个破落的茶商家庭。幼年丧父,家里仅靠母亲做些手工维持生活。青少年时期,杨匏安先后就读于恭都学堂、两广高等学堂附属雅安中学(广雅中学)。
1915年,杨匏安东渡日本横滨。在日本求学其间,杨匏安广泛阅读西方各种流派学说。他受到片山潜、河上肇等日本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影响,开始逐渐接受马克思主义。
“五四运动”后,杨匏安成为一名马克思主义的坚定追随者。1919年7月12日起,他在《广东中华新报》的《通俗大学校》专栏上连续19天发表介绍世界各种思想流派的《世界学说》。其中篇幅最长、最有影响的《马克思主义》一文是华南地区最早系统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。在这篇文章中,杨匏安赞扬马克思的《资本论》是“社会主义圣典”,公开指出“现在之社会状态,实劳动者奋起革命,以求改造之时期也”。
1919年7月,杨匏安发表《世界学说》,介绍马克思主义
杨匏安的《马克思主义》与李大钊的《我的马克思主义观》同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著作。由此,杨匏安被公认为我国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先驱之一,他与北方的李大钊遥相呼应,被党史界称为“北李南杨”。
杨匏安写下的大量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,为广东党组织的诞生作了一定的思想准备。1921年春夏,杨匏安经谭平山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,是中国共产党早期党员之一。杨匏安的住家杨家祠成为党组织秘密活动的据点。
1922年2月26日,《青年周刊》创办,杨匏安撰写创刊《宣言》;他用白话体连续发表长文《马克思主义浅说》,通俗、系统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、阶级斗争学说、剩余价值理论三个组成部分。他不仅向读者宣告“我们最服膺马克思主义”,还初步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国情联系起来,提出我国革命除了应注重劳工运动之外,“尤其注重的是农民运动”,因为“中国是一个农业国,生产的大部分都是出自农民汗血”。
1930年6月,在任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委员兼农民部副部长时,杨匏安将列宁和拉比杜斯的地租理论编译成《地租论》,深刻剖析了封建势力和资产阶级通过地租剥削的实质,成为日后共产党开展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的重要理论依据。
“这是公家的钱,一分一文都不能要!”
大革命时期,杨匏安在共产党和国民党内都曾身居要职。
1924年1月,国民党一大召开之后。共产党员谭平山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部长,杨匏安任秘书,主持日常工作。同年11月,杨匏安代理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部长。
1926年1月,国民党二大在广州召开。杨匏安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,并被选为九个中央常委之一,负责处理国民党中央日常事务。
1927年5月,中共五大成立了党的历史上第一个中央纪律检查机构——中央监察委员会,杨匏安当选为中央监委副主席、委员。
……
1924年,国民党一大会场,杨匏安(后排左二)与彭湃(前排左二)、何香凝(前排中)等合影
不论担任何种职务,杨匏安都坚持清廉做事,清白做人。
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,杨匏安身居国民党要职,很多亲戚朋友上门求差。但是,杨匏安坚持用人唯贤,不肯徇私滥任,不收受任何礼金礼品,不为亲朋故旧说情,保持着廉洁朴素的作风。当时,杨匏安从国民党那里能领到很高的薪金。“他那时一个月的薪金有300多大洋,足以买田、买地。但他把绝大部分钱都交给党作活动经费,只留下极少的一部分作为家用。因此,我们家里也就不可避免地清贫、困难了,家人都必须去做工贴补家用”,杨匏安的四子杨文伟回忆。
1925年初,中共广东区委部分成员合影。右起分别为杨匏安、陈延年、刘尔崧、冯菊坡。
省港大罢工期间,杨匏安管理大量钱财,却从未发生挪用贪占行为。有一天,他的孩子在存放过罢工捐款的麻袋里捡到一枚硬币,杨匏安发现后让他们立刻送回省港罢工委员会去。他严肃地说:“这是公家的钱,一分一文都不能要!”过中秋时,有人给杨匏安家送了几盒月饼。杨匏安发现后,坚持要家人把月饼退了回去。他告诫家人:“我们不能做贪小便宜、不干不净的事情。”
在白色恐怖严重的上海,党的经费十分紧张。杨匏安身患肺病,7个孩子中有2个因无钱治病而夭折,一家人生活异常艰苦,但他从不向组织叫苦、伸手,总是自己想办法克服困难。他白天当编辑校对,晚间加紧写作和翻译,还要帮家人推磨做米糍,让母亲和孩子清晨上街叫卖,以此换点钱维持全家的生活。
周恩来对杨匏安高度评价,他说:“杨匏安为官清廉,一丝不苟,称得上是模范”。
“再苦再危险,我们也要革命到底”
1930年,由于敌人破坏,杨匏安不幸被捕。因没有暴露身份,在入狱8个月后被党组织营救。获释回家后,有人说起:“我们做这些事,又穷又危险,小孩子没有书读,上街也提心吊胆的。”杨匏安却坚定地回答:“再苦再危险,我们也要革命到底。”
1931年7月25日,因叛徒告密,杨匏安等16名共产党员被捕。由于杨匏安在国民党内曾任中央常委,影响较大,蒋介石几次派人劝降甚至亲自出面,他丝毫不为所动。杨匏安说:“我从参加革命起,早就把生死置之度外。死可以,变节不行!”
1931年8月4日,杨匏安在上海英勇就义,时年35岁。就义前,他作一首《示难友》:“慷慨登车去,相期一节全。残生无可恋,大敌正当前。知止穷张俭,迟行笑褚渊。从兹分手别,相视莫潸然。”
杨匏安画像及就义诗
在给家人的诀别信中,杨匏安告诉家人其已决定为革命献身;不能接受上海“旧识”(国民党反动派)的财物;上海若不能生活就回老家……
“实际上广东老家已经没有任何财产了,但父亲在遗书中只字不提让家人去找党组织,因为他怕给组织增添负担”,杨文伟说起那段历史非常沉痛。
杨匏安牺牲后,他的家人也都走上了革命道路。长子杨玄由周恩来送去参加革命工作;二儿子杨明1938年在武汉找到周恩来,随后去了延安;三儿子杨志也被党组织送去延安参加革命;最小的儿子杨文伟则被祖母、姐姐杨绛辉等带着参加了革命,为党搜集、传递情报……
在谈及杨匏安一家为什么能做出这么多伟大的事情的时候,杨文伟的夫人郑梅馨说:“可能真的是有一种基因吧。信仰,也是一种基因。”
(文字整理: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 慕振东 资料来源:《用生命诠释忠诚——首届中央监察委员会牺牲者寻访》 长江日报编辑部编 人民出版社 武汉革命博物馆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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